对此，孔子儒学强调拟血缘亲情，朋友可比之于兄弟姊妹，而与弟子之间的关系则近于父子关系。

[39] （宋）朱熹：《太极通书后序》（建安本），《周敦颐集》卷二，第45页。这当是二程不传《太极图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59] 参见李存山，《太极图说与朱子理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58]这两段大意相同，都是讲述阴阳二气与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交运、杂糅、顺施而生成美恶不齐或参差不齐之万物。这恰恰说明，二程乃对周子《太极图说》的理论体系谙熟于心，但由于理论兴趣有别，故并不从无极而太极开始讲起，而是只讲立人极以后之事。清代的朱彝尊即认为即便二程曾问学于周敦颐，但二程之于周子至多如孔子之于老子、苌弘，并无实质上的师承关系。这实际上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工夫，即在人之工夫与天道本体或道体并非漠不相关，而是具有内在关系。

[4] 参见《二程集》，第328页。在朱子看来，吕本中指出周子之书用意高远，看似是推高周子，但实则是贬低了周子。由于玉有光泽而为人所贵，石坚实无光而为人所贱，故第三十九章又把得道者内有其明而外敛其光的形象比喻为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河上公亦释皦为光明，又释昧为暗冥。(《庄子·人间世》)综合诸家注，瞻彼阕者意谓观照自我的空廓之心，虚室生白指虚净的内心发出纯白的光明（参见陈鼓应，1983年，第121页。后世颂扬孔子：天不生仲尼，万物如长夜。《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同样是至上本体，老子和庄子之道与柏拉图的善、普罗提诺的太一所呈现出的视觉映象可谓迥异。《老子》全书明字出现十余次，其中两例与道密切相关，即知常曰明（《老子》第十六章、五十五章）和是谓袭明（《老子》第二十七章）

古代的时候都是单字成为一个概念，后来才渐渐出现了复合词，比如经常。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论语》中记载，孔子到齐国访问，突然晚上听到一段乐曲，让他非常吃惊，就是韶乐。并认为道德良知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准，对这些标准的判断，叫做人禽之辨。

六经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最源头的、最基本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原创性思想，所以到汉代就把它作为经，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历史上也称作先王旧典。之所以在汉代称之为经，也就是所谓的经者，常也。道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也不是说一提到道统就想到封建迷信，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虽然这个道路曲曲折折地走了几千年，但是我们今天依旧在走，既然我们要走下去，就要知道过去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这当然脱不开个人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就包括极高明和道中庸，一种理性的思维和在现实当中的运用，有一种精致的理论理解，会影响到行为的结果，两者匹配，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六经的思想在前，而编纂在后，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造成的文化破坏，所谓的礼坏乐崩，孔子作为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符号，最大的贡献也不仅仅在于其弟子根据其言行整理出了《论语》，更大的贡献也正是在于对这些先秦古典的整理和保存。

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引文出自五经，但是并没有引自《乐经》的内容，所以《乐经》究竟失传，还是没有，或者说宫商角徵羽都是调子，没办法引用，我们确实可以打个问号。当我们对自己的道路足够通晓，才能够走得更远，通过《书》的教化，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预见。

小人往往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他用这个来区分君子和小人，没有义的指导，来搞这个利，就是小人。《尚书》记录古代君王对于臣民的讲话和告诫，多属于政事的档案材料汇编，在六经当中也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其核心在民国之前没有争议，从精神、文化、思想层面，简要说就是以六经为源头，以儒道为两翼的思想脉络，也有其他的流派，墨家、法家、诸子百家等等。人的精神家园一旦失落，就会像大海中的一叶浮萍，在汪洋大海中丧失了确定的目标，也会像一个浪迹天涯的孤儿，在茫茫人海中失去归宿。到汉代，《乐经》已经失传了，剩下了五经，然后《礼》变为三《礼》，《春秋》有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慢慢往上加，到宋代后，就形成了十三经。也有人认为《乐经》就是《周礼》当中《大司乐》这一篇。

中国古代音乐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也就是五声、八音、十二律，五声就是现在说的音阶。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小人去之，君子存之。

读书是为了增长人的知识，然后将知识升华为智慧。但是到了汉代，这些流派也渐渐式微，渐渐融入了以儒家为主流、以道家为辅助的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熔炉当中。

道就在经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记录在其中，包含了我们先人的生产生活，有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比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

我们历代都有乐制，在史书中都有关于音乐的记录。仁、义、礼、智（后来又加上信）总称五常，是儒家建立人类道德大厦的基石，在今天亦未过时。那么在孟子看来，这既小又少的人禽之别的标准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套复杂的道德系统，其核心便是所谓四端，也叫四德或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所谓《乐》以道和，道家更倾向于自然之和，而儒家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之和的表达。

包括祭孔大典的音乐是在明朝创制的，传到了日本和韩国，据说直到很晚我们才再次把这个乐从韩国引进回来。六经是六部重要的经典，实际上都是集中到道路的问题，当然它们也各有分工，所以不读经典不足以言国学，不了解历代的注疏经传，也不足以言中国的学术。

我们讲六经，也就是要体会这个道路，这条道路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道路。庄子在《天下》篇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描述，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这十六个字被宋儒称为道统传递的心诀。此即人禽之辨的道德内涵。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不是说所有的君子都讲义，是做一个君子，你要首先明白什么是义，他懂得这个道理。今天的道德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教育的缺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所至。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采用六经来教育学生了，这几部经除了《春秋》晚出以外，其它的经典在孔子时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材料。最早是《史记》中的《乐书》，这些《乐书》、《乐记》、《乐论》当中都有对于音乐起源的追溯。

有的人认为有，后来失传了。在六经中，虽然《乐经》没有了，但是乐的传统得以保留，所谓礼乐典章。

如何处理义和利二者的关系，是保持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礼记·乐记》应该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对于乐的经典看法，也就是对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强调，也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确定表述，对儒家的影响很大。

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古人对待这一问题，多是以义利之辨为讨论的课题。